弹珠里的岁月长

    □ 吴伦林

    整理旧物件时，一只铁盒从衣柜深处被翻出来，掀开盖子的瞬间，七八颗五颜六色的玻璃弹珠（我们小时候称其为溜溜蛋）映入眼帘。阳光穿透珠体，映出细碎的光斑——这是我和季汝明童年时代友谊的最鲜活的印记。恍惚间，当年蝉鸣聒噪的午后又在眼前铺开：我们蹲在巷口凉棚下，用铁锹凿出浅浅圆坑，攥着弹珠瞄准、发力，输赢的吆喝声连同快乐的欢笑声混着风，飘得老远老远。

    汝明是我的发小。我俩同住在徐圩盐场方南工区丁三圩，两家靠得很近，推开窗户就能看见彼此，我们如同整天粘在一起的“连体兄弟”。我比他大一岁，个头却矮他一点。建国初期物资匮乏，父母忙着工作，我们的童年处于“放散羊”状态，却从不觉得苦。斗鸡、捉迷藏、摔纸牌玩得开心，最爱的还是蹲在地上打弹珠，不知不觉就到了上学的年纪。

    学校在3华里外的朱二圩。圩与圩之间没有正经道路，我们上下学只能在纵横阡陌的狭窄格埝上穿行。我和汝明同班又同桌，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寒风，风雨天踏着泥泞，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汝明性子温和，说话慢声细语，却有股不服输的韧劲——遇到难题总爱琢磨，不弄懂不罢休。放学后我常去他家一起做作业，他像小老师似的，帮我解惑答疑。

    那时学校号召学雷锋，我俩从不落后：放学后做完家庭作业，经常到八卦滩上，将散落的盐竿归拢起来交给生产小组；我们还爬到高高的盐廪上将混在盐堆里的泥蛋拣出来。夏收时我们到后五圩大队帮助农民收麦子，手磨出血泡也不喊累。还有一次，我们抬着积来的满满一筐肥料，准备送到十几华里外的东陬山生产大队。我在前汝明在后，开始时觉得担子不是很重，可走着走着，肩头越来越沉，步子也渐渐地慢了下来。这时，汝明趁我不注意，悄悄将筐绳向自己一侧挪了挪，当我感到重量减轻后，便放下担子要将筐绳拉回原位。汝明笑着对我说，别争了，一则我比你高，二则绳子靠你太近容易碰腿……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各自走上工作岗位，他去了市房产公司，我留在盐场。虽然见面的次数少了，联系却从未中断。汝明从办事员一步步做到局领导，工作单位从市房产公司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再到市劳动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的工作岗位也经常变动。但无论岗位和职务如何变化，我们之间的友情却从未淡化。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中止上山下乡运动，允许知青返城。政策口子一开，积压了十余年返乡愿望的下放在各地农村的两千多万知青，如同决堤的洪水，汇聚成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回流。但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接收单位，下放在农场的我大姐夫妻二人仍然不能回城，全家急得团团转。当时汝明在市机关工作，听我介绍完情况后，二话不说就帮着联系工作单位，很快就让大姐全家如愿以偿。

    我退休后想用文字记录往事，以便消磨时间。汝明得知后十分高兴，立即打来电话予以鼓励，并精选了8本写作指导书，从北京邮来。正是这份支持，让我有了创作的动力，最终出版了首部作品集——《家乡深情》，圆了我的写作梦。

    最让我难忘的是去年。我在北京做完手术，按规定10天后要回医院取病理报告、听取主治医师关于下一步的治疗意见。当时我身体比较虚弱，为了减少奔波带来的劳顿，我请汝明帮助办理，他立马应允下来。八月的北京，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他既要陪护住院的家人，却还挤出时间，顶着烈日2次去医院，往返几十公里，帮我取回病理报告、打印几十页病历，还在午休前找到主治医师，详细记录对我的病情分析和治疗建议。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这令我感动万分、彻夜难眠。可是汝明却淡然一笑，道：“你能把这件关乎身体健康的重要事情交给我办，说明了你对我的信任，更证明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还是像从前一样纯真。”

    如今，每当我看到案头摆放着的这几颗五颜六色的弹珠，总会想起儿时与汝明一起趴在地上玩弹珠的情景。那时，攥着这些圆溜溜的玻璃球，就以为握住了世上的快乐；后来经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才明白，真正值得珍惜的，不仅仅只有玩弹珠时的快乐，还有那个从缝上开裆裤起就知心且在日后漫长岁月里始终把自己放在心上的人。